南阳，古称宛，地处豫西南，西接陕南，南邻鄂西北。境内伏牛山横亘西北，桐柏山雄踞东南，形成天然屏障和富饶的盆地。它是北上汴洛、南下襄汉、西人川陕、东通淮皖的交通要道，素有"舟车秦楚，襟带扼南国咽喉"之称，战略地位重要，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时期，作为中原主要战场的南阳，被诸多革命家、军事家所关注。、邓小平便是其中的两位。自1947年11月至1948年11月，两位伟人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军事家的宏大气魄，瞩目南阳、驻足南阳、经略南阳，在宛属大地上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豪迈而又雄壮的历史篇章。作为亲密战友，邓小平举重若轻，主管政治；举轻若重，主管军事。二人心心相印，配合默契，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笔者曾试图将两人分而述之，但历史档案显示，有关南阳的诸多重大战役、战斗的作战方案都是他俩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的，许多次重要战役、战斗都是由他俩共同指挥的，对上的报告、电文都落款着二人的名字，和毛主席对中原战场的指示、电报都直呼"刘邓"......可见，"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形象，决定笔者只能将二人合而述之。
指挥宛东战役
宛西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邓小平又在宛东布下新的战场。
1948年5月下旬，决定：华野粟裕兵团结束在濮阳的整训，南渡黄河，加人中原逐鹿的行列。当时，张轸兵团在南阳"扫荡"，胡琏兵团刚进至临颍地区。根据敌军态势，为了有效地配合粟裕兵团的行动，指示中野箝制胡琏兵团于平汉路西，使其不能北上增援，以利粟裕兵团南下。
、邓小平等中原首长认为，箝制胡琏的关键，在于使其有后顾之忧，不敢放胆东进。于是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攻敌所必救的战术，采取围城吸援、打援的办法，箝制胡琏兵团于漯河以南地区，吸引张轸兵团东援，在其运动于赊旗镇南、唐河以东地区时歼灭之。
5月24日，、邓小平下达宛东战役作战计划：以中野第三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一、三、六纵队为东集团，首先佯攻确山，吸引胡琏兵团南援和张轸兵团从正阳东进；由陈赓统一指挥第二、四纵队和华野十纵及桐柏主力、豫陕鄂第七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阻击可能从南阳东援的张轸兵团，并在适当时机协同东集团予以合击歼灭；华野陈士榘、唐亮之三、八纵队和中野九纵一部在堰城、漯河地区箝制胡琏兵团。
5月25日，宛东战役发起。东集团之一纵迫近南阳，三、六纵队首先占领驻马店，27日以浩大声势包围确山，实施佯攻。胡琏急忙率部南下增援，张轸也慌忙率部东援确山。
28日，张轸兵团沿刘邓首长预设的路线，进至宛东的埠口、兴隆镇、苗店一带。这时，、邓小平等认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全力首先歼灭张轸兵团。遂于29日申时，将这一意图电报。副主席代表当即回电："你们决心集全力先打张轸是正确的。"、邓小平遂命令东集团除留一部兵力继续佯攻确山、监视正阳之敌外，主力立即西进，同西集团对张轸兵团形成夹击之势。并命令中野二纵、华野十纵和桐柏主力由南向北，以出敌不意的动作协同四纵南北夹击，割裂张轸兵团并各个歼灭之。
张轸一面将主力集结于埠口地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反复向四纵阵地猛攻；一面亲自用日语先后三次同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当他得知解放军东线主力西进，意在围城打援时，决心西退南阳。
30日晨，张轸以一部兵力向东佯攻，而主力则准备向南阳西逃。司令员得知这一情报后，当即命令西集团主力由南、北、西三面投入战斗，将敌主力向东压；令东集团兼程前进，限31日拂晓赶到羊册一线。并告诫西集团要防敌西逃退入南阳；如敌仍在原地固守，则于6月1日由西向东投入战斗。刘司令员在电令中要求各部："此次作战关系整个中原战局，且敌呈现慌乱情绪，我全体指战员以高度的坚决动作，不惜任何代价勇猛战斗，争取全歼张轸兵团，防其在飞机掩护下突围。"为了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确保作战计划的正确执行，率前方指挥部于31日赶赴赊旗镇以北的券桥，指挥作战。
张轸向东进击的行动迷惑了西集团的某些指挥员，他们误认为敌人已入我包围之中，过早地将主力东移，准备与东集团夹击歼灭张轸兵团，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张轸见有机可乘，遂于31日拂晓突然率部从埠口西退回南阳，并要南阳城内的王凌云整九师向东接应。西集团发觉敌军西逃，立即命令各部对敌人追击，并将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八三旅两个团及直属队包围于马刘营地区。
为了全歼被围之敌，、邓小平亲自赶到陈赓的指挥部--南阳附近的彰新寨，指挥作战。一进门便火冒三丈地说:"怎么搞的嘛?部署得好好的，全乱套了!"邓小平看着陈赓一语未发，但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对没有组织好这次战役也十分生气。当了解到陈赓在发现张轸西逃后，已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时，他的火气才平息了些。
6月2日，退回南阳的张轸兵团全力回援，遭到中野四纵和桐柏部队的坚决阻击。6月3日，主力部队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全歼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八三旅的两个团及直属队5000余人。
与此同时，华野三纵、八纵和中野九纵，在漯河地区顽强阻击了胡琏兵团，使敌遭到重大伤亡，保障了宛东战役的进行。
宛东战役，共歼敌1．2万余人，给张轸兵团以沉重打击，并箝制了胡琏兵团，实现了策应粟裕兵团南渡作战的战略意图，并使南阳之敌王凌云部更加孤立。美中不足的是，未能达到刘邓全歼张轸兵团的预定愿望。事后，陈赓主动承担了责任。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指出，西集团迷惑于敌人表面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也没有照顾到我东面有东集团，于30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
6月12日,致电、邓小平等中原首长：庆祝你们最近在宛西、宛东和江汉连续三次歼敌，并解放豫陕鄂广大地区的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纠正"左"倾错误
进入豫西后，邓小平在协助抓军事和作战之外，则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征尘尚未洗去，他便深人各个解放区，调查研究，了解中原解放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4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豫陕鄂解放区地委书记、专署专员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我们要争取三五年内取得全国胜利，就要在当前的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这五个问题上不犯错误。目前，中原区这五项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左"。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倾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4月29日，邓小平风尘仆仆地来到隶属南阳辖区的泌阳县(1965年划归驻马店地区)苗庄寺，就开辟新解放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急性土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此之前，邓小平就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急性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并于1948年3月8日亲自向毛主席报告："我们所提的贫雇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为骨干，巩固地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地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到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更加孤立，易受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不敢起来。"在苗庄寺，邓小平分别听取了桐柏二专署专员王国华、桐柏二地委副书记杨青、二专署副专员焦景尧、二分区副政委贺亦然、泌西县(泌阳县当时分为泌西、泌东两县)委书记史雷锋、泌西县公安局长王瑞山、泌西县饶良区委书记孙克华等地、县、区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听取汇报后，他指出，在执行新区政策上，主要错误是"左"。他强调新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消灭性的打击对象应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立场上顽固反对中共和解放军的分子；对于搞得过"左"的地方，要研究妥善办法，迅速纠正，有效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必须坚决团结中农，补偿中农的损失，中农的土地一律不动。
邓小平的指示，在桐柏区引起很大反响。桐柏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迅速进行了传达，并普遍进行了新区政策教育和纪律检查整顿，认真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使各级干部的政策观念大大加强，"左"的倾向开始得到纠正，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农村积极分子、知识分子向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纷纷要求工作，要求学习；各界人士开始信任党和人民政府，匪伪外逃也先后回家，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派；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给解放军搬运物资，构筑工事，抢救伤员，并且节衣缩食，筹集粮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和解放区建设。
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识到，在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到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5月9日，他在写给主席的工作报告中阐明了这种思想。
5月24日，致电邓小平："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5月25日，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向全党明确了上述意见。
6月6日，邓小平亲自起草签发了中原局《贯彻执行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六六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全面地总结了党在中原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和检讨了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制定了中原全区新的农村工作政策。
《六六指示》上报中央后，阅后十分欣赏。6月28日，代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一指示，并亲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充分肯定中原区在战略反攻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两段文字。同日，在给、、等同志的信中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积极纠正中原新区在土改等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主动向提出带有战略性的建议，这反映了邓小平讲究实际、注重实践、不懈探索、坚持真理的品性。
运筹帷幄彰新寨
襄樊战役是在湖北境内展开的，而这一决策却是在南阳境内的一个小寨内形成的。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948年6月5日，中野司令部在社旗县的彰新寨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会场设在彰新寨村地主孙老八的院子里，、邓小平、李达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宛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出击汉水、攻打襄樊的作战方案。李达主持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的报告。
在精辟总结宛东战役胜利的意义及其教训的基础上，从全国的战略形势出发，结合中原区的任务，透彻地分析了敌情、我情，指出了发动襄樊战役的重要性。他说，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到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成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接着，他指出，目前，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而在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切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有力地配合我华野在山东的行动，同时可以进而占领汉水两岸地区，变汉水为我们的内河，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最后，他分析了举行襄樊战役的有利因素：那里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刘司令员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所作的正确分析，使到会的将领们心悦诚服，对出兵襄樊，都有一种胜券在握的踏实感。
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彰新寨会议上就如何执行党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讲道："刘司令讲了军事问题，讲了出兵襄樊的军事部署问题。这都是经过中原局常委和中原党委讨论通过的，大家要坚决执行。在新区如何执行党的政策问题，我讲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立足宝丰，在南阳多打胜仗、多打大仗，开辟辽阔后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南阳之地赋有绾毂中原的战略地位，古书上指出："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这就是讲，南阳之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绾毂之效。所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于1947年7月进击中原之后，便把争夺南阳作为他的战略思考的重大问题。自1948年1月2日到4月底，为尽早解放南阳城，就下达了6个命令。命令中原局、中原迁入宝丰与南阳之间地区，其目的就是将中原敌人主力吸引到平汉铁路以西地区，策应粟裕从容准备淮海战役。如果按期解放了襄樊，再解放了南阳城，那就实现了的开辟豫西南辽阔后方，准备支援淮海决战的问题。为此，邓小平要求与会各部首长，要坚决执行攻打襄樊城的作战方案，拿下襄樊城，孤立南阳城，待机占领之。
2、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管理好已解放的城市。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管好一个城镇，可以稳定一个地区。胜利后，新生政权能否巩固，其关键在于能否接管好城镇。为此，他要求中原野战军不仅会打仗，更要学会管理城镇。如何管理好城镇?甲、一定要选派懂政策、懂经济管理的领导干部担任城市的党委书记和市长。乙、谨慎地清理国民党各级官员，要大胆吸收无民愤而又有一技之长的国民党政府的各级官员到新政权机关里，或到工厂里任职，其工资待遇不低于过去。丙、坚决执行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经营好城市经济工作。丁、按照的指示，谨慎对待中小工商业者、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不对他们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应当须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坚决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戊、进城后，一定要保护好学校、公园、名胜古迹、娱乐场所、图书馆、报馆、寺院、档案馆、历史文物等。只有接管好了这一切工作，人们才信服***人既会打仗，又会管理国家，因而，老百姓就会拥护我们***人。不然，就会出现前边打仗，后边失火的前功尽弃的结局。
3、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积极慎重地搞好土地改革。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人搞革命的中心内容。但是，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定要在局势全部稳定之后才能实施。不要一边打仗，一边实行猛烈的土改运动。中原各解放区在土改这一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左"的错误。如：提出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半年赤化桐柏"等错误口号。忽视了团结中农的政策，错划了一些中农成份，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个别地方乱打人，乱抓人，乱，甚至个别地方采用乱棍打死人的方式。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主富农经营的商店或工厂，向民族工商业者收税过重等等。邓小平要求各区党委一定要限期纠正上述"左"的错误，要把一切工作纳入到党的政策上。
4、安定社会秩序，繁荣经济，保证前线供应。邓小平要求各区党委、行署、各地委、专署一定要抓好安定社会秩序工作。运用强有力手段，打击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要力所能及地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做好支前工作。
最后，邓小平指出，执行党的政策，执行党的纪律，就是对前线的最大支援。
7日，国民党南京当局闻悉中原在彰新寨召开重要会议，旋即派12架飞机，对以彰新寨村为中心的地区进行轮番轰炸。高度警惕的中原部队截获了敌特发往南京的密电，刘邓首长当即决定于6日寅时，将参加会议人员隐蔽转移继续召开。
13日，、邓小平等首长下达了襄樊战役的作战命令。但为了配合华野正在进行的豫东战役，刘邓下令暂停襄樊战役，急调中野一、二、三、四纵队和华野十纵，奔赴平汉线阻击张轸兵团和胡琏兵团北援。同时，刘邓首长把中野六纵留在唐河地区待命，使六纵处在东可驰援平汉线，南可奔袭襄樊的机动位置。当华野攻克开封，白崇禧错误判断我军将会会合向华中进军，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老河口、襄樊之敌已成孤立无援之势时，刘邓首长当机立断，于6月25日命令六纵、桐柏主力和陕南十二旅乘隙发起襄樊战役，一举攻克老河口、谷城、襄阳、樊城等城市，歼敌2．1万人，取得了开辟桐柏区以来最大的政治和军事胜利。
诸葛亮的故乡在哪,河南南阳还是湖北隆中?我要证据,谢谢了
单说南阳，肯定是位于中原的河南省，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毕竟我自己就是南阳人。但是要说诸葛亮躬耕地南阳，那应该是东汉末年时期的南阳郡，也就是如今的河南省南阳市与湖北省襄阳市的接壤地带。
一、诸葛亮所处时代为东汉，东汉时期南阳郡横跨现代的襄阳市和南阳市东汉时期的南阳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南都”，由于汉光武帝刘秀在这里带着他的兄弟起势，重新振兴了汉室的江山，他封赏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中将近一半都是南阳人，南阳郡也变成了天下经济的首都，它也被称为“帝乡”，可谓是风光无限。
能够在帝乡生活的人，就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天下大事，这也能够解释“卧龙不出而知天下事”，除了他自身的聪慧之外，更重要的是渠道和人脉。
千年之后的南阳，现如今只是一个三四线城市，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高房价和烂尾楼，当然也出过“加水就能跑”的水氢汽车。除了这些之外，它还拥有南阳五圣，诸葛亮就是其中的智圣。
要是按照我们南阳人的说法，这诸葛亮肯定就是在南阳种地隐居无疑，人家自己《出师表》都说的很清楚了，古代的南阳跟如今的南阳差别也不大，各种史料记载也有确切依据。
就比如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就有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详细记载：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邓县的隆中，它算是把地理位置描述最清楚的记载之一了。
而这里面的邓县如今已经成为县级市，由河南省直辖，由南阳市代管。再看隆中，如今是属于襄阳的辖区。
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个无头悬案，就算您把诸葛亮他老人家请上来，他本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他当初的躬耕地一半在南阳，一半在襄阳。
二、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争议，至今未能明确定论诸葛亮这一号人物离世之后，后续的朝代对他多有赞颂，人们为他建造的祠堂、雕像、故居也不计其数。至于诸葛亮躬耕地附近的人，更是争相拉近与诸葛亮的关系，毕竟这样可以沾沾光，名利双收。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从明清时期，南阳人和襄阳人就开始激烈争起这个香饽饽，毕竟这个名头落在谁那里，谁就可以大力发展旅游资源，创造文化底蕴，出门在外脸上也有光。为了这件事，当地的县令、知府，甚至是翰林院和圣上都惊动过，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只能让两边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最后：身为一个南阳人，我认为当前襄阳人对诸葛亮文化的传承是做的更好的，希望南阳斥巨资重建之后的卧龙岗可以在后续进行赶超。
真实的长坂坡之战，不止有赵云七进七出?
2002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37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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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长坂坡之战,不止有赵云七进七出?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建安十三年，刘备在长坂坡被曹操击溃，携民众逃走。此战，刘备辎重军队损失惨重，两个女儿被曹纯俘虏，刘备因张飞据水断桥赢得逃亡时间，而甘夫人和刘禅在赵云的保护下幸免于难。战后刘备放弃转往江陵的计划，转为前往江夏和刘表长子刘琦会合。
说起长坂坡，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白马银枪赵子龙，百万军中七进七出，单骑救幼主。文艺不是现实，真实的历史比三国演义更传奇，赵云救阿斗只是这场历史大戏中很小一部分。
一、曹丞相踌躇满志
长坂坡古战场遗址位于今湖北省荆门市西南郊，在东汉时属于荆州南郡当阳县。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九月，代表着东汉朝廷的曹操集团征伐荆州地区，与刘备集团在长坂坡进行了一场重要战役。对于荆州，曹操很早就有想法。早在建安二年，曹操连续攻打盘踞荆州南阳郡宛县的军阀张绣，张绣依附时任荆州牧的刘表，曹军与刘张联军在穰县周边大战，互有胜负。建安四年末，张绣主动归降，曹操不战得宛县，解除西南面威胁，随即全身心投入与北方最强势力袁绍的决战。
建安五年冬，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军主力，从此取得对河北地区的军事优势。建安八年秋，曹操还没有解决河北问题，就进军与南阳郡交界的汝南郡西平，企图先打刘表;随后河北形势剧变，曹操为专心解决袁绍势力，暂时取消了南征。建安十二年冬，辽东太守公孙康杀死兵败来投的袁熙袁尚兄弟，袁绍残余势力彻底覆灭;至此曹操扫平北方群雄，一统大河南北。建安十三年一开春，曹操就在冀州治所邺城开凿玄武池，操练水军，南征又一次提上日程。
当年六月，东汉朝廷废置三公，之前委屈自己，以“司空，行车骑将军”掌握大权的曹操出任丞相，终于成为实至名归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七月，曹丞相率军南征，进攻自董卓以来长期割据半独立的荆州地区。九月，曹操到达南阳郡新野，在这里他得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荆州投降了。
二、刘荆州后继无人
荆州政治集团不战而降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刘表死了。后人多以为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不过“坐谈客”而已;其实作为在汉末乱世留下名号的群雄之一，刘景升绝非等闲之辈。汉献帝初平元年，刘表被董卓控制的朝廷任命为荆州刺史。当时“四世三公”的袁术占据荆州首郡、占全州近一半户口的南阳，袁术盟友、著名悍将长沙太守孙坚也控制荆州一部，大量“宗贼”则拥兵作乱于江南诸郡;内忧外患，形势危急。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本无一兵一卒的刘表不等不靠不叫苦，“单马入宜城”，通过利益交换取得荆襄大族蔡、蒯诸姓支持，借助他们的力量收复襄阳，在荆州初步站住脚。
初平三年，袁术指使孙坚攻击刘表，孙坚初战告捷，却大意无备遭伏击阵亡，其军撤退。次年袁术兵败兖州陈留郡封丘，逃离南阳，刘表在形式上统一了荆州。但南阳郡连年战乱人口损失极大，刘表继续留驻易守难攻的襄阳，而以宛城为前哨警戒阵地——荆州治所本来是宛县，刘表为避袁术锋芒迁治襄阳，这更能保证自身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对荆南诸郡的控制。
此后刘表使出各种权谋手段，镇压招抚了各路宗贼，合并收编他们的部曲，组建自己的强大武装力量。刘表麾下至少有两名宗族武将，其一为族侄刘磐，此君曾与黄忠共守长沙郡攸县;另一族侄刘虎也曾率五千长矛兵往夏口，抵抗江东孙策军。刘表虽然是当时党人名士，但在荆州并无根基，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基业，这份能力已经算是一时之选了;是同时代的曹刘孙太逆天，不是刘景升无能。
当然，刘表有自己的问题，却不是凡俗之辈以为的“不顾纲常废长立幼”。立长立幼确实涉及道德，但对现实政治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只要尽早确定树立核心，其他争端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刘表犹豫了，他在刘琦刘琮之间迟疑不决，以致“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刘表活着的时候尚能压制，待其身后必然分裂，非但不能一致对外，还会互相扯后腿。
刘表继承人刘琮不是傻瓜，孙权懂得“将军迎操，欲安所归”的道理，他自然也懂，无奈内争重于外患，如果刘琮决心抗曹，难保刘琦不会乘机捅刀子——二刘真正铁杆其实不多，大部分家族还是无可无不可坐观成败的，真到刘琦得势，哪怕是刘琮妻族蔡氏都会“识时务者为俊杰”抛弃他的。
因此，“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刘琮的选择就很好理解了。曹操正是看破刘琮心思，断然抛弃辎重，以轻兵急进襄阳受降，一举奠定大局。和平夺取襄阳只是南征大业第一步，接下来曹军还要谨慎推进，征服荆州全境。不过在这之前，曹操还要先做一件事。追击他一生夙敌刘备。
三、刘玄德携民渡江
建安六年秋，豫州牧刘备放弃豫州汝南郡逃往荆州依附刘表。这是一代枭雄刘玄德投靠的第五任主子——前四任分别为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还是很欢迎的，他亲自到郊外以隆重礼节迎接。其后，刘表给刘备补充了军队，然后将新野交给刘备驻扎管理。
为什么刘表如此厚待刘备呢?因为他需要一员大将帮助他抵御北方压力，就像之前他接受张绣屯驻宛城一样。刘备在当时是以能战著名的，除了曹操亲征，没什么人搞得定他，因此尽管他朝秦暮楚忠诚度不高，各路诸侯还是愿意接纳他，要的就是这个双花红棍金牌打手。
当然，刘表对刘备的前科是清楚的，所以“疑其心，阴御之”;刘备也不是白莲花，他一方面联络接纳荆州“豪杰”，另一方面也插手刘表家事跟刘琦勾勾搭搭。两人互不信任将就着维持表面和谐，发展下去就搞成了“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的局面。结果当建安十二年，曹操远征乌丸，许都空虚，荆州集团唯一破局机会出现时，刘表也没能把握，最终坐以待毙，刘备也只能徒呼奈何。
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接到探报，曹丞相已经到达宛城——各路曹军分别汇聚南阳，曹操自己从邺城出发，于八月间顺路去了一趟许都，抽空砍了那个总唧唧歪歪说怪话的孔融，所以才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刘备知道大事不妙，他明白自己的斤两，对付其他曹将还成，碰上曹操主力，以他手上那几条枪绝对没有侥幸，当机立断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就有了长坂坡大战的前奏——“刘玄德携民渡江”。
不过要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刘备在荆州这些年，还是攒下一些家当的，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数万屯田众。刘备是给刘表当肉盾的，当时曹军夏侯惇、于禁部驻屯南阳郡博望，觊觎荆襄;这两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手下一万多人总是有的——官渡战后袁绍主力尽丧，曹操没有必要再将全部力量压在北线。刘备在新野跟曹军长期对峙，打得有来有往，甚至还颇占上风——火烧博望坡是刘备自己指挥的，演义中却归功诸葛亮。
要做到这些，只有三五千人马是搞不掂的;但是如果刘备拥兵一两万，那就该刘表睡不着觉了——新野离襄阳不远，两地间还有还有汉水支流白河沟通水路，如果刘备想要反噬，一两日间就可兵临城下。相互妥协之后，结果是刘表拿出定额军需，只保障刘备数千常备军，但允许他在新野周边招揽流民屯田，紧急情况下可以组织屯民从军。这样一来刘备守土有余攻伐不足，大家才可安心。
作者按：三国群雄都是老打仗的了，懂得兵精粮足的重要性，只是很多地方因为军阀来回拉锯没法组织生产，有条件的话大家都会进行屯田。曹操是因为屯田规模较大，成果也比较显著而知名。刘备跟曹操混过，多少也了解任峻枣袛屯田情况，搞拿来主义有样学样还是做得到的。
《三国志》说刘备带着一票难民渡过汉水，本打算与刘琮合兵抗曹，但刘琮拒绝接纳，刘备只得转往南郡江陵再作打算。当时襄阳有很多人投奔刘备——可能是刘琦的支持者及其家族，以致刘备队伍进一步壮大，“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以为这样行军非常不妥，于是劝刘备 “宜速行保江陵”，而刘备则说了一通大道理：“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刘备不是烂好人，危急时刻他连老婆孩子都能丢，哪会真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关键是随行民众大多是新野屯田户，这些人是刘备苦心孤诣打造的基本盘，经过千方百计动员才跟来的，今后还将作为他夺取江陵后的统治基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放弃。
为了取信于人，刘备以身作则跟大队一起走，甚至不能先送走毫无战斗力的眷属;因为大家不是傻瓜，老大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不带家人不就是为了大难来时更容易抛弃大伙脚底抹油吗?“欲戴王冠必先承其重”，好名声很重要，维持名声更艰难!很多人觉得“日行十余里”是龟速，军情紧急还这么慢悠悠是在作死。
其实不然，当时部队行军正常就是一日三十里——19世纪欧洲陆军一般也是这个速度，未经训练缺少组织的难民能走正规军一半速度，已经表现非常出色了，要不是有大量稍有组织的屯田众可以当骨干，途中受惊炸营乃至溃散几乎不可避免。刘备性子还是有点粗疏的，估计干不来这种繁杂琐碎的细活，很可能是诸葛亮的手笔。即便如此，这个速度终究还是不够的，很多人将在当阳走到生命终点。
四、虎豹骑，速度与 ***
曹操兵不血刃进入襄阳，席不暇暖，就听说刘备率众南逃，而且他们逃亡目的地可能是刘表囤积大量军资的江陵。这还了得!曹操很清楚自己这个老对手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小强，让他在江陵站稳脚跟，还不知道要给自己添多少麻烦。事不宜迟，曹操点起麾下最精锐的兵团虎豹骑，即刻出发追击——《三国志》只说“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没有明确这五千人马是否虎豹骑，不过《魏书九·诸夏侯曹传》提到虎豹骑督曹纯“追刘备于长坂”，可见虎豹骑与役无疑。
虎豹骑果然不愧三国著名强军，竟然做到强行军“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长坂坡赶上并一举击溃刘备大队，缴获几乎全部辎重，打出古典“闪电战”!于是很多人推崇其为三国第一强军。
遗憾的告诉大家，这不是真的。“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是不可能的，哪怕是现代机械化部队，一气跑一百五六十公里，照样得趴窝一堆，机器尚且如此，何况血肉之躯?马是比我们想象中脆弱得多的动物，长时间奔跑要消耗大量能量并在其体内迅速积累热量，这对马匹身体是极大摧残，非大量进食并长时间休息不能恢复，拼命蛮干也许能跑三百里，但那是要跑死马的节奏!三国时期马政荒废，内地诸军普遍缺马，曹操于官渡对垒袁绍时只有数百骑，钟繇送来二千匹马，都要在其本传中大书一笔，可见马匹得来不易，绝对舍不得随便消耗。
当然，骑兵可以换马，曹操远征乌丸时缴获大量马匹，有能力给王牌部队配备较多战马，但充其量也就一人双马配置，而且换乘马照样也要跟随奔跑，无非是负重轻一些，虎豹骑长途奔袭，携带不了大量饲料，这样下来马匹死亡率仍旧居高不下。
即使不考虑马匹折损，古代骑士也很难承受太长时间驰骋，毕竟他们不是1950年14小时急进70公里直插三所里的113师，更不是1935年一昼夜奔袭120公里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作为中世纪雇佣兵，绝大多数虎豹骑不可能有坚持到底的意志，必然要大量掉队，乃至累死途中。须知虎豹骑缺额要从百人将中精选递补，死一个都能让曹老大心疼半天。
说到底，追击区区刘备，不值得曹操付出跑废王牌军的代价!那么为什么《三国志》会记上“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字样呢?其实此语只见于《蜀书·先主传》，《魏书·武帝纪》和《曹纯传》都没有具体描述，可见这是出自刘备一方史料记录。问题是当时战场大乱，刘玄德怎么知道曹军来的是五千骑而不是三千或者一万?又怎么知道追兵是在一昼夜跑完三百里?不过是“想当然耳”，奥妙在于此战刘备败得太惨，为自我解嘲编出“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曹军太变态”的神话。
《三国志》有关记录中还有对不上卯的地方：既然虎豹骑这么能追，又怎能让刘备领先三百里跑到当阳?按《先主传》，刘备是在曹操抵达宛城才得到消息，然后离开新野的，他那个军民混杂的逃难队伍，速度肯定比轻装前进的曹操慢得多。从地图上看，宛城到新野和新野到襄阳距离差不多，刘曹也就前后脚到达襄阳，满打满算刘备最多早出发三五日，按他们一日十余里脚程，怎么也跑不出襄阳百里范围，虎豹骑哪里需要追什么“三百余里”?
五、长坂坡，真实的谎言
所以，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故，虽然刘琮蔡瑁 *** 秘不发丧，但这事瞒不了多久，刘琮要继承父业，总要出来见人宣布接班;况且诸葛亮这个活地图就在刘备身边，他与荆襄大族可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刘备很快得到准确消息，于是开始搞事情——虽然《先主传》及其注一再强调刘备不忍心与刘琮兵戎相见;但同书也说刘表死后“先主屯樊”，也就是驻军樊城，即今襄阳市樊城区，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刘表活着的时候，绝不允许外人把手伸到这个腹心重地。
显然刘备是不告自取，不管他话说得多漂亮，把军队开到樊城，就是兵临城下威胁主子，其心可诛!这个时候诸葛亮建议直接攻打襄阳，但刘备顾忌政治影响，也不愿意付出很大代价，希望不战屈人之兵。前面说过刘备常备军不多，于是他需要动员屯田兵，才能以大兵压境。当然这需要时间，大致在八月底，刘备将数万人一股脑带来，命各部渡汉水缓步逼近襄阳，自己将大本营设在樊城，等刘琦赶来据有大义名分并形成绝对优势，逼刘琮做城下之盟。
只是刘备他们低估了刘琮蔡瑁的恐慌情绪，为了自保他们索性引狼入室投降曹操。刘蔡不做则已做便做绝，他们不仅派人北上请降，甚至将自己选择明示刘备——咱们一拍两散，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这一手完全出乎刘备意料，对于这种伤人八百自损一千的绝户计，他毫无办法——既然没有及早强攻襄阳，现在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再迟疑下去就有灭顶之灾。于是在九月初，刘备离开襄阳转进江陵。
大约同时，曹操于宛城誓师南下，大军行进不算很快，用七到八天走完二百里到达新野，这时他收到荆州投降书。曹营诸将大多怀疑刘琮的诚意，而曹操却觉得机不可失——刘琮得国不正根基不稳，内忧重重的他不可能再有精力对外耍手段，如果不能迅速给予正面回应，反而会平添变数。于是曹丞相力排众议，抛下大队辎重，简精锐轻装赶赴襄阳。
作者按：曹操南征开始并没有一口吃掉荆州的想法，而是因为夏侯惇、于禁搞不掂刘备，只好亲自出马料理大耳贼，因此并没有大规模动员——如果像某些历史书说的，曹操带了十几万大军，那是要准备好几个月，闹得天下骚动尽人皆知;接下来再把大部分本钱丢在赤壁，曹家统治必崩无疑。当然，打狗看主人，打了刘备，肯定也要跟刘表掰一掰手腕，曹军三万兵力应该是有的。后来得知刘表死讯，又收到刘琮降书，曹操才决定转变为一场战略征服。
曹操虽然觉得刘琮投降是实，但他作为沙场老手，不能不做两手准备——荆州未必都跟刘琮一条心，保不定还有仗要打，万人左右部队是要带的，也不能跑得太快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大概用四天时间达到襄阳。进入襄阳后曹军还得休整两三天，他们轻装急进途中没法好好喂马，战马肯定掉膘，得恢复一下才能战斗;然后虎豹骑用三天左右时间赶上刘备——大兵团在人生地不熟之所日行百里就不错了，况且当阳到江陵还有近二百里路，晚一两天刘备也飞不了。这样算下来，刘备领先曹操十五到二十天时间，走出三百里是应有之义。
接下来就该是铁骑陷阵冲进去大杀四方吧?不好意思，这是长坂坡，不是骑马与砍杀，骑兵不是这么用的。刘备麾下虽然多是乌合之众，但十几万数量在那里摆着，“人一过万无边无际”，几千骑兵突进去，砍不了几颗脑袋就会陷进人堆中，失去至关重要的机动性，成为醒目的活靶子，让对方手逐一猎杀。
曹操才没那么中二，当他接近当阳确定刘备大队位置后，便在十几里外停下脚步休养马力，耐心等到入夜，然后下令点起火把鼓噪前进。几千匹马一齐奔跑声势是惊人的，尤其在夜间，缺乏训练的难民根本无法判断追兵动向规模，在自己吓自己的想象中无限放大恐慌，为求生慌不择路自相践踏乃至全线崩溃。虎豹骑好整以暇，分出小队沿两翼分抄制造声浪，主力吊着刘备大队后卫，时不时突进砍杀几个掉队者，进一步加剧恐慌情绪漫延。
这时候刘备完全无力回天，他们不是被虎豹骑直接打败的，而是被自家乱军冲散，在这场大雪崩中任何坚持努力都是徒劳。不过凡事各有利弊，正因为有这些人干扰，虎豹骑根本找不到中军帅旗，刘备才能侥幸脱身。按《赵云传》，刘玄德颇有先祖刘季遗风，抛妻弃子毫不手软，子龙将军身为卫队首领，只能先保护大老板，等刘备到达安全地带，再回身抢救夫人幼主。也亏得曹军只在外围鼓噪，赵云只要寻找较为醒目的妇孺车仗，不怎么进行战斗——最多砍几个浑水摸鱼的乱兵以儆效尤，就能“身抱弱子…保护甘夫人…皆得免难”。
至于张飞“据水断桥”吓退的是曹军游骑小队，并非虎豹骑主力。有人说刘备带上大批难民就是准备关键时刻当肉盾掩护自己逃跑，这未免小人之心，这时最痛心疾首的莫过刘玄德了。当然，他痛心的是丢掉多年积攒下来东山再起的血本，而不是落入猥琐大叔曹纯之手的两个女儿。
六、诸葛亮未雨绸缪
当阳惨败是对刘备的沉重打击，对于诸葛亮也是很丢脸的，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早先布下的一颗闲棋马上就能发挥作用了。那就是江夏刘琦。早先我对诸葛亮指点刘琦外任避祸不以为然，觉得他忽视了刘备利益，让二刘天各一方，紧急时无法联络，完全失去结盟意义。反复考虑后，我发现把事情想简单了：刘琦以“上屋抽梯”方式向诸葛亮求助，可见他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可能被蔡瑁谋害。刘琦是二刘联盟的招牌，失去他联盟合法性就不存在了，所以保护刘琦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有一个大胆假设：刘琦处境危险意味着刘表对蔡瑁等人的做法是纵容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失宠，而是严重触怒了刘表——有可能是因为刘琦和刘备走得近，引起了刘表警惕，怀疑儿子有借助外人谋位的野心。如果真有此事，刘备也要撇清自己，当然是互相离得越远越好。
我本以为刘琦出任江夏太守出于偶然，因为这事只能由刘表拿主意，只是恰好黄祖战死太守出缺。细想起来，这未必不是刻意运作的结果，刘备当然不能左右刘表怎么想，但刘表姻亲沔南黄家却有可能，而黄家女婿诸葛亮恰恰可以从中施加间接影响。
为什么黄家会支持刘琦执掌江夏呢?因为江夏是黄家势力范围——刘琦之前长期担任江夏太守的是黄祖，此人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介武夫，他儿子黄射同期担任章陵太守，父子二人都在重视门第的刘表手下官至太守，可见黄祖必为沔南黄家名士，甚至有人认为他就是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即使不是也必为黄氏头面人物。黄祖镇守江夏多年，黄家在该郡树大根深，如果他们愿意出面支持刘琦，刘表还是要卖他们面子的。
东汉末年分南阳郡东部为章陵郡，曹操占领荆州后废置;汉末世家都是单名，黄承彦显然以字行，“祖”“承”互训，不能排除黄祖字承彦的可能。对于黄家来说，直接推荐族人继任未免吃相难看，容易受人攻讦;表态支持没什么根基的刘琦，既不会损害自家基本盘，还可以免受刘表猜忌。对于刘备来说，他或者他的嫡系部属肯定拿不到江夏太守之位，由盟友刘琦先占住位置是可以接受的，等于自己一方扩张了势力;诸葛亮在黄氏中影响很大，需要的话架空刘琦不是问题。
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刘备逃到夏口会合刘琦后，很快就成为联盟实际决策者;刘琦除了在赤壁战后需要大义名分争荆州时，被抬出来当刺史，便不曾发出过声音。
襄阳经济什么时候怎么就突然超越南阳了？
新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香港锦翔实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建设而成的一家高科技光电企业，厂址位居中国中原大地（河南省南阳市），占地面积100亩，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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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经济上超越南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下面是我的观点。
2009年前襄阳在经济上的超越南阳是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期间完成的。我们看以看出襄阳2005年到2008年的GDP差不多只有南阳的一半。襄阳的固定资产也只有南阳的一半，差距还是比较悬殊的。
一主两副湖北一主两副战略估计还是有些人没有听说过，我简单的说一下:2002年武汉为了防止武汉一城独大而制定的战略，武汉位于鄂东辐射能力有限，所以需要两个二传手，分别辐射鄂西北和鄂西南，最终带动全省发展。武汉辐射武汉城市圈，襄阳辐射十堰和随州，宜昌辐荆门和荆州。所以湖北全力支持襄阳和宜昌发展。
四个襄阳建设襄阳被选上省域副中心城市后，湖北开始建设四个襄阳及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襄阳发展开始加速，一方面是襄阳自己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湖北大力支持的结果。
南阳现在湖北一主两副战略初见成效，武汉城市圈也已经成规模。有个好消息，现在南阳也是河南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未来的发展我相信也不会差的。希望对你有用。
早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襄阳的经济改革力度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南阳的前头。曾记否？有两位在京城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南阳人利用春节探亲的机会，在宛襄两地进行深入调查采访，如实记录了在宛襄两地交界处的北与南两个孟楼的情况。
孟楼是一个河南与湖北两地共用的一个乡镇名称。本在一条街上，北边属河南管辖，而南边归湖北省所管理，当时南孟楼已经是蒸蒸日上，经济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而一街之隔的北孟楼却死气沉沉，看不到任何发展的新景象。
春节过后，这两位南阳人返回京城之后，利用手中所采访到的资料经过加工、润色和取舍，为了真实反映南阳与襄樊之间的差距，将他们所见所闻所写的新闻稿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南阳地区的负责人刚刚接到调令，已经升至，(当时还有第一书记)。这位主政南阳地区多年的领导，看见《中国青年报》上所登载的新闻报导如坐针毡，寝食难安。
此事按下不表。就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为什么直到今天，南阳与襄阳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仍然还在扩大。襄阳市的各项 社会 事业、经济发展指标仍然跑到南阳的前头？
南阳与襄阳本是近邻，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究竟是在哪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是题主问到这个问题，可能本博长期置身于南阳其中，见多不怪，也就麻木了。南阳无论是人文环境，还是地理环境资源与襄阳相比，都有略胜一筹的资源优势。
南阳比襄阳人口多，人力资源充裕。南阳比襄阳的自然资源丰富，无论是矿产还是农村所产粮食，襄阳都比不上。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襄阳的发展已经将南阳远远的抛到了身后，南阳再不奋起直追，弯道超车，再想追赶上襄阳的发展，只能是痴人说梦。
胆子再大点，步子再迈大点，发展能不能再快点。南阳市的广大干部群众真该醒醒了，不要再坐盆地中央来观天，把眼睛放到区域、放到周边、放到整个国家和世界的大范围来谋发展，谋壮大，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的获得幸福感。
襄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一直就领先于南阳，熟悉襄阳政坛的或许都知道该市为何突然间没落，这是一个负面话题，在此就不作说明了。最近一次经济超越南阳，实质上属于反超，也就 是2012年开始再次超越南阳，并迅速踏上了复兴之路；从这一年起，襄阳GDP一直高速增长，将差距拉到五百亿以上。
襄阳、南阳自古民间来往密切，两地通婚和通商程度很高。以新野、邓县、唐河为例，
每年大概有两万人次来往襄阳，农闲时期数量还会暴增，为襄阳城市建设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自2016年开始，襄阳经济持续好转。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40-80万人次的南阳人前往襄阳就业、旅行。其外还有进行许多人从事季节性农产品销售，小生意。
襄阳
、南阳间距只有一百公里，走高速公路才一个小时。为两地人民群众民间来往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襄、南二市也应携手并肩共同发展经济。
期望推行空间格局新思路，联合打造中国之中生态经济区，为两市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欢迎各位提出有利于两市的建设性建议！感谢网友们的信任并关注本人，我将一如既往地为襄阳南阳友好发展献出一份力……
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襄阳经济超越南阳有几年了，但也不是超了好几个身段，这不今年上半年襄阳的GDP还差南阳一位呢，至于超南阳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汽车 工业的发展在邻居十堰二汽的影响下，襄阳的 汽车 工业从无到有，稳步向前发展，GDP也是逐年增长，并在2012年一举超过南阳，结束了多年被南阳压制的局面，相反南阳的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入驻，发展相对缓慢。
旅游 业的发展
襄阳的 旅游 业本不是自己的强项，却通过一系列的人工景观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比如唐城、隆中等都是其代表作，虽然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游客趋之若鹜，但的的确确给GDP增加了筹码，这一点让南阳望尘莫及。
交通的快速发展
襄阳是湖北第二大城市，早早奠定了其湖北西北交通枢纽、湖北副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一点南阳也稍稍落后，南阳到现在也没有在河南挣到一个副中心城市，更别提交通枢纽了，就连高铁方面，襄阳的高铁站9台20线，南北郑万，东西汉十；南阳3台7线，只有郑万，“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方面南阳又略逊一筹。
总结：以上是我分析襄阳经济超越南阳的三方面原因，欢迎大家补充。其实，南阳仅在第二产业方面落后一些，只要加强招商引资，加大工业方面的投入，相信不久的将来，南阳一定会反超襄阳。
主要是河南省不重视南阳，就想发展郑州周边的洛开许新焦，感觉河南省应该也是一主两副或者三副，两副应该是南阳周口，洛阳开封离郑州太近了，全都被郑州虹吸，南阳周口二市人口基数大，地域广阔，距离郑州有一定距离，
襄阳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二汽东风 汽车 集团，中航，中车，铁路十一局， 造船，纺织，扒矿机，骆驼电池，襄阳轴承等 汽车 产业以及重工业以及襄烟（黄鹤楼实业），古隆中酒业，隆中药业，还有诸葛亮核心 旅游 业，襄阳正大，保康矿业，万达，恒大，绿地，保利，民发，碧桂园，华为，等除了这些明星企业 社会 贡献值较高的产业外还有城市基本贡献的襄阳牛肉面早餐文化龙虾片片鱼等夜市文化和基本农业以及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流动人口文化交流和交通带来的GDP是南阳无法企及和比拟的！
可是襄阳人如果都爱自己家乡，全部买二汽的车，（比如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东风日产，东风银翡妮迪，东风御风，东风俊风，东风多利卡，东风科普特，东风天翼，东风新能源客车，东风校车，东风巴士，东风风神（神龙提供的主机厂在襄阳），众泰新能源等）襄阳产值还要自动增加1000亿！
作为襄阳市民应该大力支持本地产品，为城市出一份力，城市有了税收，城市才会发展更好，才有钱修桥，修隧道！
2011年，襄阳如马吃亱草，全年GDP比上年激增百分之三十九！20l2年，又比上年增百分之十七，达2501亿，一举超过了南阳的2380亿。参考数据:2007年，南1388亿，襄785亿;2010年，南2065亿，襄1538亿;2011年，南2300亿，襄2132亿;2012年，南2380亿，襄2501亿;2016年，南3118亿，襄3694亿。
在八九十年代，别说是南阳，洛阳的经济总量都没襄樊多，襄樊九十年代末直到零八年之前，经济增速几乎在湖北省垫底，宜昌也是在零四年超过襄樊的，直到今年襄阳才反超宜昌，南阳的话曾经有几年比襄樊总量大，也是在襄樊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邓州从南阳分出也有一定影响。
看看两地上市公司数量和产值总和就明白了。经济超越更多的应该比比人均GDP。
南阳在河南的地位与襄阳在湖北的地位也没法比，有再多资源也没有条件开发利用。襄阳优势是省内的投入，国企单位事业单位，拿工资人数的比南阳多的不是一星半点，机务段，二汽。
为了帮助疫区，河南是捐钱捐医，连挂面都捐了，襄樊人这几年什么都不干，靠捐款也能超越南阳。
